、轮台诏颁布的时机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班固赞曰: 汉武帝制匈奴，通西域，“师旅之费不可胜纪。至于费用不足，乃榷酒酤，莞盐铁，铸白金，造皮币，算至车船，租及牲畜。民力屈，财用竭，因之以荒年，寇盗并起，谈路欠亨。直指之使始出，衣绣杖斧，断斩于郡国，然后胜之。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，而下悲痛之诏，岂非仁圣之所悔哉！”

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历程中，开边兴利，承前启后，对中华英才的历史有很大的孝顺。关联词他竭世界民力资财以奉其政，数十载宁日，加之以重刑罚，穷奢丽，弄鬼神，终使怨声载道，社会后果其严重。文武之谈，张弛。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果，须实时地在政策上已毕调动，使社会平缓下来，使东谈主民得以治疗繁殖。

政策的调动出现于征和四年(公元前89)，也即是汉武帝死前二年。这年，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“悲痛之诏”，是古代帝罪己以收民意的次比较顺利的尝试，它理会了繁杂场，巩固了统顺次，致了所谓“昭宣中兴”，使西汉统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。

轮台之诏的颁布，不成说是实时的。在征和以前的些许年，出现过需要已毕调动也有可能已毕调动的时机，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，延误了调动，从而加了东谈主民的灾难和政局的动乱。

汉武帝的统，前后历五十四年之久。在他统的早个时期，约当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(前14-133年)，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面，都如故升平世的旺盛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曰:“于今上(武帝)即位数岁，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是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东谈主给足，都鄙廪庚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……。”《盐铁论·国疾》载医生之言曰:“文景之际，建元之始，民朴而归本，吏廉而骄贵，殷殷屯屯，东谈主衍而富。”又载奢睿之言曰:“建元之始，崇文修德，世界乂安。”其时虽有闽越用兵之事，但界限不大，对社会甚影响。

元光二年，汉武帝启动了大界限的用兵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(中之下):“自是(指元光二年)始征伐四夷，师出三十余年，世界户口减半。”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张敞曰：“昔先帝征四夷，兵行三十余年，匹夫犹不加赋而军用给。”所谓三十余年，具体说是三十二年。《汉书·西域传·渠犁》:“是时军旅连出，师行三十二年，海内滥用。”徐松《汉书·西域传·补注》曰:自元光二年谋马邑，诱单于，和亲，为用兵之始。其后近年用兵，至太初三年西域孝顺，凡三十二年。”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(前133-12年)，汉武帝的沿途做事，简直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，其中除四出征伐外，还有解任百、尊儒术这么的意志形态的调动，还有如收相权、行察举、削国、改兵制、设刺史等项政、军事轨制的调动，还有如统货币，莞盐铁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轨制的调动，等等。河决瓠子夺淮入海，为害武帝朝达二十余年之久，亦然在这个期间之内建造的。

关联词，如果细细磨练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项做事的具体期间，咱们就会发现，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(前122-117年)、元鼎(前116-111年)年间作念成的，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(前19-15年)，独一伐大宛件事在元封以后，而伐大宛天然满腹疑云，但并不是要的。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要之事，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如故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责任，从此入辖下手履行政策的调动，应当说恰是时候。

元封是个具有特定道理的年号，它是以举行封禅仪式而得名的。封禅仪式汜博弥远，时东谈主相配酷好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谓司马谈不得干预大典，“奋勉且卒”。封禅的道理，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注引孟康所说，是“者功成定，告顺利于天”。汉武帝认为我方该办的事都如故或都将办完，不错说如故到了“功成定”的时候，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，并使用元封年号。这即是说，在元封年间履行政策的转移，应当是汉武帝计划过的。

还应看到，元封年间如故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。《汉书·石奋传》附《石庆传》:“元封四年(前17年)，关东流民二百万口，名数者四十万。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(谪)之。”武帝反对谪徙，案问御史医生以下议为请者，又诏报承相石庆日:“今流民多，计文不改。君不绳责长吏，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，浪荡匹夫……。”流民问题并不始于此年。在此之前，由于近年兴发和重赋，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一火。加之以“吏多私，征求已，去者便，居者扰”，使流民问题加严重。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“以禁重赋”，闭幕仍然是“官旷民怨，盗匪公行”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场。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。如果官府处置失慎，例卓著“浪荡匹夫”，其后果武帝是知谈的。是以他才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，并重责丞相石庆，以图平息事端。从这里看来，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匹夫，亦然形状所须的。

《资通鉴·汉纪》征和二年，有长段叙述巫蛊之狱始末的翰墨，内容相配重要，但不见于《史》《汉》至他联系史册。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:“汉庶事独创，加四夷侵陵，朕不变轨制，后世法，不发兵征伐，世界不安。如斯者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，是袭一火秦之迹也。”

汉武帝以历史为鉴，对于我方所行诸事进行反省，认为这些事情虽属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，文词是恳切的。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，络续劳民，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一火场。这种测适意义，也适其时的历史行。他在场还莫得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甩手之时，就相识到这点。独特是他以劳民为念而想是以改弦张，是难能追究。卫青死于元封五年，汉武帝说此话的期间下限不成晚于此年，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早些。这是咱们巧见到的汉武帝暗示有要改变政策的早记载，它出于汉武帝的留心想考，而不是随心之辞。

转移政策既然早已有要又有可能，汉武帝对此也有所相识，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我方临死前，才在轮台诏中证据这种转移呢?对于这问题，咱们从史册中找不到现成的谜底，只可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，进行分析。我认为，变成这种情况的个原因是，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数，不知谈该在什么地适可而止，另个原因是，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移政策这件事情。不错说，汉武帝在完成积做事的同期，师心私用，荣幸求逞，使我方走向相悖向，因而延误了政策转移的期间。只是到了后时刻，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“悲痛之诏”，力争挽回将颓的时局。收之桑榆，收之桑榆，汉武帝的主义应当说基本达到了。班固所作念“仁圣之所悔”的驳斥，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适的。

底下，咱们拟围绕卫太子向题和开边事态这两个口试作认识，以探索征和四年轮台之诏的具体布景，并论证其它相关问题。

二、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

上引《资通鉴》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，是《通鉴》段长文的部分。这段长文在上引文之前说，“初，上年二十九，乃有戾太子(按卫太子谥戾)，甚之。及长，仁恕温谨。上嫌其能少不类己，而所幸夫东谈主生子闳，李姬生子旦、胥，李夫东谈主生子髆。皇后、太子宠浸衰，常有不自安之意。上觉之，谓大将军卫青曰……。”云云。

皇后卫子夫是卫青之姊，卫太子刘据是卫青之甥。卫子夫以生子刘据而得立为皇后，刘据之贵宠可知。刘据生于元朔元年(前128年)，元狩元年(前122年)立为太子时年始七岁。汉武帝看出太子“仁恕温谨”的秉，当是在太子略略成年之后，预计是元鼎年间太子十余岁之时。其时武帝开边、兴利、改制、用法，正处于做事发展的峰。这个时候，汉武帝天然很戒备不雅察太子的智力志向，先但愿他同我方样具有宏才大略，巧摄取我方的做事。他暴露太子的秉赋之后，“嫌其能少不类己”，才迟缓产生了不悦。加上其余皇子不息降生，继嗣有了选择的余步，因此，皇后、太子也就逐步由宠盛变为宠衰了。这里面，卫皇后宠衰主若是由于卫太子宠衰，卫太子宠衰主若是由于他的智力志向不成称武帝开边、兴利之意。不错看出，宫廷里这变化在至大的程度上带有政，而不单是其它如衰之类。

《通鉴》在提到“一火秦之迹”的话以后接着说:“太子敦重好静，能安世界，不使朕忧，欲求守文之者，安有贤于太子者乎!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，岂有之耶?不错意晓之。”这些话疑是为了安皇后，安太子，也疑是为了安卫青，安卫氏族。但事情并不啻此。这个时候，武帝确也需要太子这么的继嗣来“安世界”。是以他并莫得由于元封五年卫青之死而废黜宠衰的皇后和太子。自此到征和二年，其间有十六年，皇后和太子的地位都变化。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，在对待皇后、太子的问题上，汉武帝有段至长的盘桓历程。

《通鉴》络续写谈:“太子每谏征伐四夷，上笑曰:‘吾当其劳，以逸遗汝，不亦可乎!’上每行幸，常以后事付太子，宫内付皇后，有所平决，还白其，上亦异，有时不省也。上用法严，多任刻吏，太子款待，多所平反，虽得匹夫心，而用法大臣皆不悦。皇后恐久获罪，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，不应擅有所纵舍。上闻之，是太子而非皇后。群臣款待父老皆附太子，而酷用法者皆毁之。邪臣多寇仇，故太子誉少而毁多。”

武帝既不闲隙卫太子“仁恕温谨”，又怕“一火秦之迹”再现，而要避重蹈“一火秦之迹”，又正需要象卫太子那样堪为“守文”的东谈主看成继嗣。这然是矛盾的根源。其实在其时，武帝仍然信我方的统是踏实的，并不认为真会出现“一火秦”的结局。他认为，“朕不变轨制，后世法，不发兵征伐，世界不安。”然，他还莫得算在我方统的期间内转移政策向。他牵记的是“后世”，也即是我方身后太子即位之时。他把转移政策之事付托给太子。“吾当其劳，以逸遗妆”，以及警告后世不要“如朕所为”，即是这个兴味。至于他我方，那如故要络续“出兵征伐”，如故要络续“变轨制”。太初年间追匈奴，伐大宛，改正朔，易服等，即是武帝这种想想的发达。这个时期，武帝主不雅上并没特地志到上述矛盾在畴昔有可能致祸殃的后果。

关联词，从另面看来，矛盾如实在起撰述用。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，有不同的想想品格，有不同的统政策。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永远间里，朝廷中天然存在着两类官僚。类是奴婢武帝的开边、兴利、改制、用法之臣，他们是多数，类是拥护“守文”的太子的所谓“款待父老”，他们是少数。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班为我方力的臣僚，他们的关系就越了宫廷糊口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东谈主权势关系，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势力的质。这两种政势力的矛盾，在形状变化的时候，有可能激化起来，发达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抵抗。

上引《通鉴》记事写暴露了武帝与太子打破的两种政见的质，关联词《汉书》却把这打破沿途写成争宠、泄忿。《汉书·戾太子传》说:“武帝末，卫皇后宠衰，江充用事，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”，遂有巫蛊之狱致卫皇后和卫太子之死云云。两比较较，《通鉴》是比较刻的，在史识上胜过《汉书》筹。《通鉴》又认为元封以后武帝与太子冷漠，只是是由于卫青死，卫太子失去了不错凭依的强有劲的外，因而臣下竞构太子的缘故。计划到巫蛊之狱卫氏族灭的情况，此说不为因;但只是如斯而不究及武帝、太子政见的不同，似乎又离开了《通鉴》原本的不雅点，离开了历史的度。

三、巫蛊之祸的政道理

汉武帝与卫太子的公开打破，爆发于征和二年，这即是巫蛊之狱。

汉武帝时，巫蛊看成种行动，在宫廷表里都很流行。武帝元光五年(前13年)废陈皇后，张汤“陈皇后巫蛊狱，竟党与”，“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东谈主”。其时巫蛊之术般是埋木偶于土中，咒诅祭祀，认为咒诅定应在仇。巫蛊之事易于被判定咒诅皇帝，大逆不谈，是以在纠纷杂出的汉武帝时期多次成为兴动大狱的罪名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:“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谈及水上以诅〔汉〕军。”参以《匈奴传》、《戾太子传》、《江充传》等胡巫参与巫蛊的贵府，中外学东谈主疑巫蛊之术或与匈奴习俗联系，不有趣。

大界限的巫蛊之狱发生在征和年间。其时公孙贺为丞相，贺子敬声为太仆，父子被告使巫祠诅武帝，并于武帝经行驰谈埋偶东谈主。征和二年(前91年)正月，贺、敬声俱死狱中。这时武帝卧病甘泉宫，水衡都尉江充建言巫蛊为祟，欲伺隙谗谄太子及皇后。武帝使江充为绣衣使臣巫蛊狱，江充率胡巫掘地求偶东谈主，扬言得之于太子宫。太子使客诈为武帝诏捕斩江充，并发兵凡数万众以拒官军。武帝命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，并收卫皇后玺绶，卫皇后自。太子败走湖县(在今河南阌乡境)，旋以被围自刭。太子身后，屡有东谈主言江充之奸。征和三年，庙寝郎田千秋“上遽变讼太子冤”。武帝收受锐利漂泊后，有所感悟，谓曰:“父子之间，东谈主所难言也。公明其否则，此庙神灵使公教我。”因此立拜田千秋为大鸿胪，数月以后以之代刘屈氂为承相，并族灭江充之。武帝还作想子宫，为归来望想之台于湖，并对卫太子问题步步地进行翻案。

据《汉书·江充传》，江充曾为绣衣使臣“督三辅盗匪，禁察逾侈”。卫太子使搭车马行驰谈中，江充以之属吏，遂与太子有隙，恐太子得立对我方不利，乃引祸以陷太子。《传》文说江充“奸讹”，“由疏陷亲”，都是事实。关联词界限这么大的顺利针对皇室近亲的巫蛊之狱，除了出于江充个东谈主恩仇之外，是否还有其它重要的原因呢?

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二《巫蛊之祸》条曰:“汉世巫蛊之祸，虽起于江充，然事会之来，盖有不可晓者…木将腐，蠹实生之；物将坏，虫实生之。是时帝春秋已，忍而好，李陵所谓法则常，大臣罪夷灭者数十。……祸之所被，以妻则卫皇后，以子则戾园(按即卫太子)，以兄子则屈氂，以女则诸邑、阳石公主，以妇则史良娣，以孙则史皇孙。骨血之酷如斯，岂复顾他东谈主哉!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，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坐牢诛死，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?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。”洪迈的兴味是说有武帝之朽，才有江充之谮，并举出被之东谈主，以说明武帝对“骨血之酷”。洪迈这些话都是事实。关联词咱们从这里看另问题，即被者中除刘屈氂之外，沿途是卫氏族东谈主物，卫皇后至子、女、媳、孙。卫皇后二女诸邑、阳石公主，征和二年四月死在公孙贺案中，而公孙贺案即是卫太子巫蛊之狱的前奏。卫皇后的嫡系支属被而洪迈未录者，还有姊卫君孺和弟子卫伉，以及外孙曹宗。卫皇后其他戚属，死者多。据《汉书·外戚传》说: 巫蛊狱兴，“卫氏悉灭”。不错说，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，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，其主义是为了换后宫和换继嗣，而换继嗣是为主要的主义。前边说过，江充兴狱，意在太子。江充掘偶之时，太子少傅石德谓太子日:“上疾在甘泉，皇后及吏请示皆不报，上存一火未可知，而奸贼如斯。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！”江充和刘屈氂所行，客不雅上都是在已毕汉武帝改革继嗣这政主义。石德刺破“秦扶苏事”，是明察其时政局底蕴之谈。

洪迈所论汉武帝“骨血之酷”，并非指卫皇后和卫太子，是以把汉宗室的刘屈氂也列在皇后、太子起。其实，刘屈氂被属于另矛盾。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，李广利女嫁刘屈氂子。李广利妹即汉武帝李夫东谈主。李夫东谈主生子昌邑髆。刘屈氂与卫太子鏖战，意在除卫太子而以昌邑髆代为太子。夫之《读通鉴论》卷三谓刘屈氂对卫太子“出于鏖战，此其心欲为昌邑地耳!太子诛，而以次受世界，路东谈主知之矣。其要结李广利，徇姻娅而树庶孽，屈氂之慝，非日之积矣。”卫太子既死，刘屈氂、李广利相约早立昌邑髆。关联词此时汉武帝并未寄望诸庶子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同期出于剧变之后的复杂神志，汉武帝以巫蛊咒诅罪名腰斩了刘屈氂，并收系李广利妻。其时李广利已出征匈奴，闻讯后向匈奴纳降。

事端突起、头绪纷纷的巫蛊之狱致改革继嗣的后果，而改革继嗣又同卫太子“仁恕温谨”和“守文”的秉赋颇相联系。对于这点嘉兴铁皮保温工程，不错从巫蛊之狱中卫太子的敌手江充那处看到干证。

《盐铁论·国疾》篇奢睿曰:“建元之始，崇文修德，世界乂安。其后邪臣各以伎艺，亏乱至，外障山海，内兴诸利。杨可告缗，江充禁服，张医生（汤)革令，杜周狱，罚赎科適(谪)，轻细并行，不可胜载。……圣主觉焉，乃刑戮充等。”江充禁服，指的即是江充为使臣禁察本服逾制之事，在奢睿看来，这事远远不是种权宜看守的细小事故，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至;而江充其东谈主也不单是个奸伪庸东谈主，而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、杜周、杨可比肩的重要政东谈主物。至于说“圣主刑戮充等”，似不准确。咱们知谈，张汤系自而死，杜周病死，杨可下降不解，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死的。

《盐铁论·轻重》篇体裁曰:“医生君(按指桑弘羊)以心策略国用，构诸侯，参以酒榷，〔东郭〕咸阳、孔仅增以盐铁，江充、杨可之(按即杨可)等各以锋锐，言利末之事析秋毫。”江充言“利末”，看来是指他允准逾侈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，因而有“各以秩次输钱北军，凡数十万”之事。输钱数量甚小，与杨可告缗所得财物数量法比较，与东郭咸阳、孔仅、桑弘羊搭理之入也不相类。但江充毕竟被列入这些东谈主的行列，说明他亦然个以“言利末”而具有政影响的东谈主物，至少其时东谈主是这么看的。

《盐铁论》中所见江充的地位如斯，这使咱们得以知江充巫蛊事带有政争的质，并由此意想刘知几提到的个问题。《史通·品藻》谓“江充、息夫躬谗谄惑上，使祸延储后，毒及贤良。论其奸凶，过于石远矣。而〔班〕固叙之，不列佞幸”，认为这是史书品藻失当之例。在我看来， 江充等东谈主都有所谓“奸凶”事例属实，但江充与蒯通、伍被、息夫躬同传而皆未入《佞幸传》，主要由于他们，独特是蒯、伍、江，都卷入了其时的政争， 与代政大事关系密切。这与《 佞幸传》 中诸东谈主进不由谈，仅凭婉媚贵幸者，是有著区别的。班书立传，于此处仍可说是以品汇相从，并不类。班书《 陈胜项籍传》 载颜师古以此为例说：班书传记“ 虽次时之先后，亦以事类相从， 如江充、息夫躬与蒯串连传… … ”之类是也。

前引《通鉴》之文说到“群臣款待父老皆附太子，而酷用法者皆毁之。邪臣多党与，故太子誉少而毁多。”江充充任了酷用法臣僚的代表，摄取武帝意旨，凭借党与的势，用相配本事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“守文”的政势力，这也许即是巫蛊之狱的行。天然，这毕竟是两千余年前的事。今天磋议起来，来宫闱秘事，情节难详，二来已知情节中兼有偶然，分袂不易; 三来汉武帝晚年多疑，其行事也不可全以常情判断。是以要作出的确疑的讲明，看来还有些勤快。

汉武帝时间网禁严实，法律被用来大都东谈主，而皇权又于法律，皇帝东谈主需法律根据。廷尉杜周之言曰:“三尺(按指法律)安出哉?前主所是著为律，后主所是疏为令，其时为是，何古之法乎?汉武帝以致对大臣也狂放宰割，承相能于诛戮者甚少。因此，公孙贺“引拜为丞相，不受印绶，顿涕零”，认为我方“从是殆矣。”他受拜后莫得多久，果然在巫蛊之狱中族灭。朝廷纷争，简直都与屠相伴，巫蛊之狱即是场大屠。征和四年轮台之诏颁行后，屠又被用来看成种既是为卫太子翻案，亦然为转移统政策扫清谈路的重要本事。请看以下诸例。

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以及刘屈氂、金日磾等传，侍中仆射马何罗(按即莽何罗)与江充善，巫蛊事件中马何罗之弟马通(按即莽通)以击卫太子力军功，封重侯。后元元年，即颁布轮台诏的翌年，马通兄弟谋逆被擒。据《汉书·元勋表》，马通于后元二年腰斩。

据《刘屈氂传》及《百官公卿表》，大鸿胪商丘成以击卫太子力军功，封秺侯。据《元勋表》，后元二年商丘成坐于孝文庙醉歌，大不敬，自。

据《刘屈氂传》，长安须眉景建从马通力战，获太子少傅石德，以功封德侯。据《元勋表》，景建于后元二年坐共马通谋反腰斩。

据《戾太子传》，太子被围困，闭户自刭，山阳卒张富昌开户，与李寿共得太子，以功封题侯。据《元勋表》，张富昌后元二年为东谈主贼。

据《戾太子传》，太子被围困，闭户自经，新安令史李寿以得太子功封邘侯。据《元勋表》，李寿征和三年坐送李广利征匈奴出长安界诛。

以上说到的马通、商丘成、景建、张富昌、李寿，是巫蛊事件中以谗谄卫太子得功封侯的沿途五东谈主，他们在汉武帝统的后三两年内，又沿途被或被逼自。其中李寿于征和三年伏诛，其余的东谈主都死于后元二年。（据《元勋表》先谦补注，商丘成、马通、景建的死年均当在后元元年）。他们之死，史册上记有不同的罪名，但聚起来望望，就知谈都是出于为卫太子翻案，为转移政策扫清谈路的需要。

还有个动向亦然值得详实的，那即是昌邑髆之死。昌邑髆是武帝李夫东谈主所生，巫蛊之狱后，李广利、刘屈氂曾欲拥立他为太子而为武帝所阻。他恰好也死在后元元年，史册不著死因。他的犬子昌邑贺，即是昭帝身后度被迎立为皇帝而旋被去世的东谈主。昌邑贺被去世后继立的汉宣帝，恰恰又是卫太子之孙。这各样情节，预计不会是偶然的恰巧，而是前述自元封以来事态发展的又抨击。是否如斯，由于材料不足，姑且存以待证。

政上的大调动有时不反复。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东谈主物桑弘羊预武帝顾命，预示着转移政策还可能出现清贫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将在本文五部分再作磋议。

四、轮台诏前西域开边的布景

元封五年，大将军卫青死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是年谓“名臣文武欲尽，诏曰:‘盖有相配之功，待相配之东谈主。故马或奔踶而致沉，士或有负俗之讥而建功名。夫泛驾之马，跅弛之士，亦在御之资料。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国者。’”云云。师古释国为“远之国，谓声教之外”。在其时，声教之外的远之国，主若是西域诸国大宛之属。汉武帝既然意在西域，是以去世了改弦易辙的时机，络续磋商对西域的干戈。两年以后的太初元年，李广利就师出大宛了。

大宛远在葱岭以西，与汉境迥不连续，为什么汉武帝要刚毅征伐大宛呢?

汉武帝伐大宛的干戈，《史》《汉》仅以求汗马来讲明，天然是不够周密的。近东谈主有些新的见解，如余嘉锡先生提议创新马政说，张维华先生提议求天马以升天说，国际汉学也颇有敷陈。近几年，史学界又不息提议些其他见解。统共这些，都从不同面丰富了想考，但都难于细目。对于伐大宛原因的问题，本文姑置不论，只是认为汉向大宛带(而不是指大宛地)进犯之事，从汉武帝向西开边的阶段和本领磨练，是多年以来汉朝军事战略上步步碾儿动的例闭幕，而不单是汉武帝时的物欲所致。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元封元年封禅大典前夜，武帝诏曰:“南越、东瓯咸服其辜，西蛮、北夷颇未辑睦。”事实上，汉与北夷即匈奴的干戈天然常常发生，关联词决定的宣战早已闭幕，汉处于对势地位。剩下的主要问题是与“西蛮”即西域诸国还莫得进行过足以决定牝牡的较量。西域是不得不发，是例的，问题只是在时机和场地的选择资料。

张骞次通西域，到达大宛等地，但莫得也不可能致汉对大宛的军事行径，因为那时连河西走廊都还不在汉朝手里，汉军动身西域，并非易事。以后经过几次对匈奴的大宣战，汉得匈奴浑邪、休屠梓乡，不息列置郡县;又逼迫匈奴北徙，使漠南不再有匈奴庭。元狩二年(前121年)或稍后，汉“筑令居以西”，即从令居(今甘肃永登境)向西修筑亭障。据《汉书·张骞传》注引臣瓒曰，令居事障西迄酒泉为止。得河西，列亭障至酒泉，才使汉朝在军事上通畅西域成为可能。

接着，张骞向汉武帝述说算计西域略，卓著提议招乌孙东归敦煌、祁连梓乡，并主张与乌孙结和亲以“断匈奴右臂”。《汉书·张骞传》张骞谓:“‘既连乌孙，管道保温施工自其西大夏之属，皆可招来而为外臣。’皇帝以为然。”这即是说，汉朝须在西域取得乌孙这么的立足点，智力招徕西的大夏之属，包括大宛在内。于是而有元狩四年(前119年)张骞二次西域之行。

张骞二次出使，到达乌孙，使到达大宛等国。由于其时西域境内不存在足以对抗匈奴的汉朝军事力量，乌孙不肯在匈奴和汉朝这两大势力之间偏向汉朝，是以张骞于元鼎二年(前115年)功而返。这种情况使汉朝明了，要使乌孙接受和亲，还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，即西域的东部，有个足以缓助西域诸国不平匈奴的据点。于是而有元封三年（前115）的楼兰之役。

楼兰之役，是汉朝为保护西诳骗臣而发动的次宣战。其时使臣相望于谈，每年多至十余辈，而当谈的楼兰、姑师(车师)苦于供应，攻击汉使，又屡为匈奴耳目。元封三年，赵破奴破楼兰，汉使臣恢助破姑师。《汉书·西域传·楼兰》曰: 汉破楼兰、姑师以后，“因暴兵威以动乌孙、大宛之属。……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。”据《史记·大宛传记》及《汉书·张骞传》，玉门亭障始自酒泉，元封四年所筑。前述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亭障，其颠倒即在酒泉，至是又自酒泉西延至玉门。玉门指玉门都尉所，在敦煌郡之西。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门的亭障连以长城，这即是古称的西塞。长城西延，汉兵威西渐，乌孙乃于元封六年接受和亲。这是汉对西域用兵的阶段。

汉朝至此并未留步，接着就有大宛之役。

乌孙和亲后，汉朝莫得达到招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的主义。《张骞传》谓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，尚骄恣，未可詘以礼，羁糜而使也。”因此，军事上出现了向西再卓著的要求，大宛也就被采选为伏击的方针了。前引《汉书·武帝纪》元封五年诏求“跅弛之士”能“使国者”，所谓“国”，当包括乌孙、大宛、大厦之属。

太初元年(前14年)李广利伐大宛，是汉在西域用兵二阶段之始。太初三年，李广利逼降大宛。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，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、玉门络续向西蔓延。《汉书·西域传序》说:“自敦煌西至盐泽，频频起亭，而轮台、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东谈主，置使臣校尉护，以给使番邦者。”《史记·大宛传记》叙此于汉降大宛“岁余”之后，当是天汉元年(前1年)的事。汉得河西走廊以后，约二十年中，亭障自令居西行，经酒泉、敦煌、玉门，至是又到达盐泽，即今罗布拍地区。

这里所说的盐泽，或作念盐水。《史记·大宛传记》:“敦煌、酒泉置都尉，西至盐水，频频有亭。”陈梦先生《汉武边塞考略》，据此认为盐水指盐泽以西流入盐泽之水，约现在营盘以下的库鲁克河及营盘以上的孔雀河，而孔雀河的上段到达渠犁境，近于轮台。这说明敦煌以西的亭障沿盐泽以北络续西行，止于渠犁、轮台区域。斯坦因当年在盐泽以西以于今库车带发现延绵的烽台，同今甘肃境内汉代亭隧结构疏通，但不像敦煌以东那样有长城相连。这当是敦煌“西至盐水”的亭障。由于亭障到达渠犁、轮台地区，渠犁、轮台地区置田卒才有可能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·大宛》:天汉以后，汉“发〔使〕十余辈抵宛西诸国，求奇物，因风谕以伐宛之威。”汉使所至，不限于宛西诸国，元始年间有至莎车者。《流沙坠简》廪给类:“出粟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子二东谈主，八月癸卯(下缺)”。简发现于罗布泊以东地。这是西域谈中供给汉使廪食的记录。《汉书·景武昭宣元成元勋表》:“承父侯续相如，以使西域，发外子弟诛斩扶乐，虏二千五百东谈主，侯。……元始三年(前94年)五月封。”汉简续相如不冠侯号，则其遣东谈主上书当在元始三年五月受封之前。象续相如那样入西域南谈西端的莎车，当是汉使乘太初年间“伐宛之威”以及天汉年间亭障沿盐水西延之便，扩大了交通范围的闭幕。

唐东谈主司马贞于《史记·大宛传记·索引·述赞》中说:“旷哉域，频频亭障。”在西汉势力向西域进的历程中，咱们不错看到在域中列置亭障具有何等重要的道理。亭障相连，组成御线，组成交通线，也组成供应线。这些亭障还为汉向西的地传播政、经济、文化影响提供保险。不错说，莫得亭障，也就莫得汉在西域的算计。

总而言之，汉朝向西域进，大体的尺度是，先是部队向西占据点，然后是：，在据点的后修筑亭障；二，在据点的前向西的区域扩高威望。元封三年治服楼兰、姑师后，即驯顺上述尺度进行行动:、元封四年自酒泉“列亭障至玉门”;二、“因暴兵威以动乌孙、大宛之属”。太初三年降大宛后的行动，亦然驯顺这尺度:、天汉元年“西至盐水频频有亭”，二、“风谕〔宛西诸国〕以伐宛之威”。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，即元封和太初；两个本领，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。这是战略形状使然。本领指向楼兰、姑师，决定于地舆条款。至于二本领，不错指向大宛，也不错指向大夏，还不错指向近旁它国。汉武帝终于采选大宛为方针，其决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，如前所申述，本文存而不论。

征和四年轮台诏前，桑弘羊等东谈主上奏，除了肯求于渠犁、轮台确立屯田之外，还肯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的乌孙蔓延。按照上述汉军西进度序，这意味着将要在西的某个地已毕三阶段、三本领的干戈。这即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状的布景。恰是针对这种形状，汉武帝下轮台诏，才撤废了这场干戈发生的可能。

五、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移

前已论及，看成元狩、元鼎以来开边、兴利、改制、用法和擅赋的闭幕，元封四年（前17）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，引起了政局的动荡。在此以后，“〔太初〕元年，贰师将军征大宛，世界奉其役近年”，致“海内滥用”，“世界繁杂”。看成后果，出现了天汉二年（前99）的农民大暴动。此次暴动深广关东地区，大群数千东谈主，攻城邑，二千石，小群数百东谈主，掠卤乡里。关中“袼褙”受到影响，也多远交关东。《史记·苛吏传记》记载天汉暴动较详，认为主要原因是苛吏断。“吏民益轻造孽，盗匪滋起。”《汉书·?传》则认为近年征伐是天汉暴动的顺利原因。大抵天汉暴动是元封流民骤现形状的重演，不外界限大，来势猛。地宫府不成断，汉武帝乃遴荐相配门径，由皇帝顺利派员甩手时局。这些东谈主衣绣衣，杖斧，持节及虎符，称绣衣直指使臣，发兵分部捕逐，斩或至万余，颇得渠帅，而散卒复聚阻山川。汉武帝于是作“沉命法”，督责二千石以下捕盗不悦品者，太守、刺史伏诛者多。其闭幕又出现高下相匿不报，暴动多。这疑是西汉建立以来大的次来自基层的大漂泊。据《汉书·李陵传》，“关东群盗配头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，大匿军中。”她们天然会扩大农民暴动的影响。《苛吏传》谓农民暴动延续数年犹未平息，《萧望之传》谓天汉四年之后犹是“奸邪荼毒，群盗并起”。这是对汉武帝的次比元封四年严重的告诫，逼迫他想考是以改弦易辙之谈。

汉武帝利用制，孤注掷，大发直指使臣以弹压农民暴动，竟然得到顺利。农民暴动既被压平，转移政策的问题也被甩掉，几年以后，还发生了致改变继嗣的巫蛊之狱。关联词，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柢原因并未撤废，农民暴动随时有再起的可能，汉武帝不会不解白这个有趣。刘屈氂、李广利案所见改变继嗣引起的统者里面纠纷，亦足以使汉武帝有所警悟。是以在田千秋“上遽变讼太子冤”后，形状又围绕着为太子翻案事而急转直下，致轮台诏的颁行。

《通鉴》征和四年（前89）三月叙武帝之言曰: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世界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害匹夫、蹧跶世界者，悉罢之。”这是汉武帝“罪己”的开端。是年六月就有轮台之诏，见于《汉书·西域传·渠犁》。诏中说到“陈既往之悔”，徐松《汉书·西域传·补注》以上引《通鉴》“不可追悔”之文注此，其意盖指其为事的重申。轮台之诏上承卫太子翻案事，其顺利缘故，则是征和三年不利的军事形状。

征和三年，汉军三路伏击匈奴。出军五原的李广利由于曾与刘屈氂谋立昌邑髆事发，惧降匈奴。这是巫蛊之狱的余波。其时卫太子既已翻案，站在卫太子反面的东谈主物，包括刘屈氂和李广利，就成为余波冲击的对象。另路汉军由马通(即莽通)率，出酒泉，至天山，在西域行动。汉恐车师遮马通军，乃以匈奴降者开陵侯成娩率楼兰等六国兵共破车师。马通军东归，谈死者数千东谈主，武帝乃发酒泉驴、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。另路汉军商丘成出西河，也功而还。汉军的不利，使退换务成为要，因有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、御史医生商丘成之奏。他们肯求于轮台以东屯田，置校尉，由张掖、酒泉遣标兵属校尉，有事因骑置以闻;况兼列亭障以威西国，遣使臣以安之，使他们不致于因汉军不利而有所摇动。

汉军失利虽于大局影响多，汉武帝却决心利用时机，改弦张。他含糊桑弘羊等的肯求，并下诏曰:“今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燧，是扰劳世界，非是以民也。今朕不忍闻!……现在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以补缺，毋乏军备资料。”武帝由是不复出军，并于征和四年六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，以明休息，想富养民。这些即是轮台诏的主要内容。自从汉武帝对卫青说到以“一火秦之迹”为鉴以来，期间已过了大致二十年，‘矛盾积贮多，“一火秦之迹”的征兆也为著。夙昔汉武帝把转向“守文”的历史任务寄予给卫太子，现在却不得不由我方来已毕了。

对于轮台诏，有如下两类问题值得敲。类是军事面的屯田、筑亭障等向题。轮台诏似乎以含糊屯田轮台之请为主要内容，史叙及该诏者，频频举罢屯田事。关联词行上屯田既非紧要扰劳，也非始置。轮台屯田，除了其场地适宜农垦的原因之外，还由于它处于不平匈奴的环节位置。从汉初到汉宣帝时，匈奴统机构僮仆都尉直耕种在这带的焉耆、尉犁、危须之间。是以汉朝势力旦东谈主西域，就须在这带置卒屯田，以求久驻固守。

《史记·大宛传记》:“仑头(按即轮台)有田卒数百东谈主”，这当是太初、天汉间事，因为《史记》记事，不可能晚于天汉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亦谓“轮台、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东谈主。”《汉书·郑吉传》李广利伐大宛后，“初置校尉屯田渠黎(犁)。”看来，轮台屯田很可能是武帝天汉已置田卒而未及屯垦，或虽屯垦而未久即止，其东谈主数不外数百，界限是不大的。征和四年汉武帝含糊桑弘羊等屯田之请以后不久，昭帝时霍光复“用桑弘羊前议，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，将军田轮台，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。”置卒屯田，是算计西城势所需，而罢屯田事于西汉所省不大，从“想富养民”的道理上说来并不如罢筑亭障重要。

如前所述，西域亭障已沿盐水修筑，至于渠犁、轮台之间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桑弘羊等奏，于设屯田过后有“稍筑列亭连城而西，以威西国、辅乌孙为便。”连城，地名，在渠犁隔邻。《水经·河水注》:“敦薨之水自西海（ 按海， 指今新疆博斯腾湖） 径尉犁国， 国尉犁城。……又西出沙山铁关谷，又西南流还连城别注，裂以为田。桑弘羊曰:‘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，以威西国’，即此处也。”桑弘羊等议列亭障而西，起自连城，系取乌孙向。以意义度之，连城当即敦煌“西至盐水，频频有亭”的亭障颠倒。追究汉武帝时期向西建筑亭障，元狩二年（前121）筑令居以西至酒泉为次，元封四年（前17）筑酒泉至玉门为二次，天汉元年（前1）筑敦煌、玉门至盐水上游的连城为三次。继这些以后，桑弘羊等于征和四年（前89）请筑连城以西，是对于四次西筑亭障的建议，关联词莫得已毕。

修筑亭障，包括筑成以后置卒戍守，天然比置卒数百屯田为烦费，但这两者在汉武帝的西进略中是相关的事，是以轮台诏中相并言之。后东谈主只以罢屯田为轮台诏的主要内容，而忽略了罢筑亭障具有大的道理，是不尽适行情况的。

轮台诏的另类值得敲的问题是政面的。戍轮台、修亭障之请被含糊，奏请者桑弘羊、田千秋、商丘成等同受“扰劳世界、非是以民”的申斥，但他们的结局却各不疏通。商丘资本以击卫太子功封侯，迁御史医生，在上奏的二年即坐罪自死，已见前节。田千秋以讼太子冤之功原已得到晋升，累迁大鸿胪、丞相。武帝轮台诏在责其“扰劳”的同期申富民侯之封，似于褒中微寓挖苦。至于桑弘羊，他在武帝死前以搜粟都尉迁御史医生，偕丞相田千秋，与同受遗诏辅政的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等并拜卧内。桑弘羊是汉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，他在汉朝转移政策的时候有愆功，到这时反而得到进步，可能由于如下两个原因。，他与卫太子死事顺利关系，二，他从十三岁为侍中(时在武帝即位之初)起，永远在武帝身边，元封元年为粟都尉，绩著，使“民不益赋而世界用饶”，是以霍光还需要他搭理作事。

这么来，在改弦易辙的昭帝朝，在在朝者中包括霍光、桑弘羊这么两类很不疏通的臣僚，天然又助长着以霍光为，以桑弘羊为另的新的矛盾。始元六年(前81年)，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沿途国是问题的大狡辩，其内容备见桓宽《盐铁论》书。狡辩中，受霍光缓助而与桑弘羊对立的奢睿体裁处于势。关联词居外廷脑地位、“当轴处中”的丞相田千秋却“括囊不言，立足而去”，行是缓助桑弘羊而反对霍光。霍光莫得取得确信的顺利，矛盾仍然存在，而且还在络续发展。盐铁之议的二年，元凤元年(前8年)，出现了燕旦、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贪心反叛事件，桑弘羊攀扯被，罪名是“伐其功，欲为子弟得官，怨望霍光”。“怨望霍光”当是桑弘羊致死的信得过原因，从盐铁会议的狡辩内容看来，不错确信，这不仅是由于私怨，而且亦然出于政见。此案以后，朝廷的矛盾得到贬责，所谓昭宣中兴的场由此伸开。至于田千秋，原本“它材能术学，又伐阅功劳”，还曾附桑弘羊轮台屯田、西修亭障之请，是以他并不足以当政上改弦易辙的重担，不是武、昭政局中的环节东谈主物。田、桑关系甚多。桑弘羊死，其故吏侯史吴以匿桑弘羊子桑迁获咎，田千秋婿少府徐仁议赦，田千秋亦屡为侯史吴言。霍光卒诛徐仁，但未究及田千秋。

也许咱们还不错这么预计：屯田和筑亭障都不算大问题，而只是汉武帝用以引出“悲痛之诏”的由头资料。元封年间就该出现的变革不成再延宕了。莫得桑弘羊、田千秋、商丘成等东谈主奏请之事，汉武帝也要借其他由头来已毕变革。是以与屯田、筑亭障问题比较，轮台诏所波及的历史东谈主物业绩可能值得咱们敲。

论轮台诏的来龙去脉，波及的历史东谈主物颇多，他们在纷纷政局中起着各自的作用，发达了历史的复杂，但信得过操纵时局的并不是他们，而是汉武帝我方。历史动向向咱们明示，汉武帝看成早期的制皇帝，行上是在探索统阅历和阅历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封建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国，又力争不蹈一火秦覆辙。在西汉国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，标明汉武帝的探索得到了至的顺利。汉武帝罪己之诏天然不成像所谓“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”那样，臻汉室于重生，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。不外，轮台诏巧奏，是由于它颁行于时局有可挽回之时，而且有可挽回之。崇祯罪己，词旨可谓酷切，关联词既非其时，又其，不足阻闯的锋锐。是以汉武帝天然提供了封建帝打理场的前例，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朝历史中，真能顺利地法汉武帝以“罪己”诏取得成的封建皇帝，却未几见。

六、余论

论轮台之诏既竟，认为古代史册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，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《资通鉴》，因而再对这个问题从史料学和史学史的角度略作申述，看成本题的余论。

司马迁莫得见到汉武帝统的全历程，《史记》记事不足轮台之诏。司马迁除对武帝间有如借汲黯之口斥其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类议论外，在政上莫得总的评价。卫宏《汉旧仪》谓司马迁作《景帝本纪》言其短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，以至传。是以《史记》中对于汉武帝改弦易辙的问题，莫得保存太多的贵府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曰: 汉兴五世，隆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内修标准，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。作《今上本纪》。”《今上本纪》原貌虽不可知，可能止于改正朔、易服而不足尔后的大事，但司马迁对太初以前汉武帝的驳斥，从这几句话大体不错窥见。

班固《汉书》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紧要历史问题，只是在戾太子、江充、刘屈氂等传中散记巫蛊之狱，在《西城传》中记轮台之诏，而不著其磋商，如是资料。而且这些事件，都莫得叙之于《武帝本纪》中。班固论汉武帝曰：“孝武初立，卓然解任百，表章六经，遂畴咨海内，举其俊茂，与之建功，”…号召著述，焕然可述。……如武帝之雄材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，以济斯民，虽《诗》《书》所称，何有加焉。”师古谓班固之论，“好意思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。”班固糊口在所谓汉室“中兴”之世，又受儒想想影响，是以对汉武帝扶植甚力，而申斥则暗昧其辞。

唐代的司马贞为褚补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作《索引·述赞》曰:“孝武纂，四海承平，志尚夸丽，尤敬神明。…疲耗中土，事彼边兵，日不暇给，东谈主聊生。俯不雅嬴政，几欲皆衡。”规戒汉武帝之短而不足其功业，说汉武帝皆衡嬴政而不说其终一火秦之覆，是司马贞所论的单方面处。与班固之论比较，这是又端。

《通鉴·汉纪》出刘攽之手，刘攽叙巫蛊问题，取材和编排具匠心。刘攽用大段翰墨，以“史终言之”的笔法，聚写了卫太子始末，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及武帝警告后世等内容。他的主义，然是杰出“一火秦之迹”可鉴，杰出改变统政策的要，并把它与卫太子的升降死活鸠在起。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属关系，又有政关系，情况纵横交叉，其发展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。但潮之后还有潮，这即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翻案，况兼由卫太子也曾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致轮台诏的颁布，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移统政策的问题起贬责。刘攽于叙事中把执历史头绪，把很多看起来是一身关的问题排比在起，探索它们的关系，从中揭示出紧要的历史道理。咱们以致还不错说，尔后霍光之辅佐昭帝，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开，桑弘羊攀扯而死于谋反大狱等事，以至昌邑之旋立旋废，卫太子之孙终于得以继统为宣帝等等，也都不错磋商起来不雅察，都不错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。刘攽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史料大大过了《史》《汉》的范围，这些史料由于刘攽的援用才得以流传于今。

《通鉴》这段汉武帝惩“一火秦之迹”的翰墨去古已远，现在查不清原始的出处，因此出现了是否的确的问题。在我看来，《通鉴》贵府选择原则是征不信，有异则考明之，严谨而不随心，这是古今史界所公认的。是以我信托这段翰墨有可靠根据。年代去司马光不远的朱熹是信托《通鉴》这段话的。《朱子语类》卷三五论汉武帝“天禀，志向大，足以有为”；并谓其“末年海内滥用，去秦始皇几。……轮台之悔，亦是天禀，如斯。尝因东谈主言‘太子仁柔不成用武’，答以‘正欲其守成。若朕所为，是袭一火秦之迹’。可见他其时已自知其罪”。这然是朱熹援用《通鉴》此段翰墨，或是援用与《通鉴》 此段翰墨同源的翰墨，用以与门东谈主计划历史。朱熹谙司马光的学识， 也了解北宋时古籍存佚情况。他对于此段史料的鉴识，其天然要大大过今东谈主。刘攽在政上是反对开边、兴利诸端的。其《咏史》诗曰:“自古边功缘底事?多因嬖倖欲封侯。不如直与黄金印，惜取沙场万骷髅。”其《寄荆公》诗曰:“青苗助役两妨农，世界嗷嗷怨相公。惟有蝗虫偏感激，又随车骑过江东。”诗句偏激刻，在北宋政条款下，是甚可取的。关联词他以这么的不雅点来不雅察元封以后的政局和汉武帝的行动，杰出他所说“一火秦之迹”的鉴诫，却是切中毛病，因而是有卓见的。

司马光编《通鉴》，在这个问题的环节之处，贯串刘攽的想想。司马光说:“孝武穷奢欲，繁刑重敛，内侈宫室，外事四夷，信惑神怪，巡游度，使匹夫疲敝，起为盗匪。其是以异于秦始皇者，几矣。然秦以之一火，汉以之兴者，孝武能尊先之谈，知所统守，受忠直之言，恶东谈主欺蔽，好贤不倦，诛赏严明，晚而自新，顾托得东谈主，此其是以有一火秦之失而一火秦之祸乎！”司马光处在积贫积弱的宋代，又永远与安石相抗衡，是以对汉武帝多非难其、繁刑、重敛、穷兵诸端而未赞其功业。他相配抚玩汉武帝“晚而自新，顾托得东谈主”，因而蹈一火秦覆辙，而这点恰是刘攽所着意强调的。

《通鉴》学的重要学者胡三省，注《通鉴》多发微之笔，但于此案却似乎缺少独特看法。另《通鉴》学的重要学者夫之，在其《读通鉴论》卷三中引叙汉武帝以一火秦为鉴之言曰:“武帝之能及此也，故昭帝、霍光承之，不错布宽大之政而改谈之嫌。宋神宗唯不知此，而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……。”三年改政，说的是神宗死，哲宗立，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，欲去安石新政，而议者则以“三年改于父之谈”讥司马光。夫之意在说明，如果宋神宗晚年我方启动“改政”，颁布谈像汉武帝那样的“ 悲痛之诏”，司马光就不会受到“ 三年改政” 之讥了。咱们知谈， 汉武帝轮台诏后昭帝、 霍光的“改谈”，同神宗身后司马光等的“改政”，质不定疏通，这里不拟究。关联词诚如他所说，有了汉武帝的轮台之诏，昭帝、霍光建立“守文”之局如实顺利得多，虽有逼迫亦不难克服。这就可见轮台诏对西汉政局调动如实具联系键作用。

司马光论汉武帝，着眼于汉武帝个东谈主的想想相识；朱熹直谓汉武帝轮台之悔是由于他“天禀”。他们分析历史问题，度只可至此为止。今天看来，汉武帝以“一火秦之迹”为诫，终于在后两年中已毕转移，还有其客不雅原因，有其历史条款。朱熹论史，懂得“大凡事先未有样者，不易作念”的有趣。样，有正面的样，也有反面的样。有了样，事情就好作念多了。这即是今东谈主所说的历史阅历，历史鉴戒。秦始皇“事先未有样”，是以“不易作念”。汉初有一火秦的历史不错鉴戒，有了样，就好作念得多。是以有文景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直到武帝初年如故这么。自后当社会出现险象的时候，汉武帝自关联词然地意想“一火秦之迹”。

意志形态的变化，雷同是汉武帝终于已毕转移的个重要原因，这种变化亦然鉴戒一火秦而出现的。秦代统想想是单纯的莫得韧的法想想，响应在政上则是有张弛，不允许有任何调动出现。汉初黄老想想流行，马堆汉墓帛书《经法·四度》说：“武刃而以文随其后，则有顺利矣。”刃，注目为满。这句话的兴味是，武功满后，要有文，智力说是顺利的。《陆贾传》所谓“随机得之，宁不错随机乎”，也恰是这个兴味。汉初东谈主物的政论著述，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。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想想，主张以刑辅德，况兼包含“化”的内容，与法想想比较，有很大的因时宜而变易的余步。这种想想的出现，天然也有一火秦之鉴的历史布景。是以，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眼前转向“守文”，亦然不错从想想上加以讲明的。咱们知谈昭帝时的重臣除霍光之外要算张安世和杜延年，而他们分别是张汤、杜周之子。《汉书·杜周传·赞》曰：“张汤、杜周并起文墨公差，致位三公，列于苛吏，而俱有良子，德器自过… …。”张安世、杜延年以苛吏子而皆成为重要的“守文”之臣，也应当有时间的原因和想想的原因。

还须要说明下， 这并不是说汉武帝的转移介意志形态上是由法入儒。汉宣帝兼用儒法，所谓“汉自有轨制，本以自大杂之”，这种轨制，恰是武帝时形成的。谈自大之说，在汉东谈主不雅念中主要指用法的宽严，施政的缓急， 赋敛的轻重而言，而不是先秦学说中严格道理的谈和自大。《朱子语类》 卷三五说：“宣帝不识伯（霸），只是把宽慈底便唤作，严酷底便唤作伯（霸）。”《汉书》入于《循吏传》的黄霸，字次公，汉武帝末年入仕， 宣帝时为相，其东谈主少学律令，喜为吏，而又用法宽和，力行领导。这即是宣帝所谓“自大杂之” 的典型官僚。《 梦溪笔谈》 卷〇载殿臣对宋仁宗之问，曰：“臣尝读《前汉书》，黄霸字次公，盖以霸次也。”汉武帝末年跟着轮台之悔而出现的意志形态的变化，响应在吏上即是以霸次，霸相杂。这个问题已离开了本文主旨，是以就未几论说了。

跋文

本文三部分附注中对于戾太子自刭后张富昌足蹋开户、李寿趋抱解太子事，用先谦说，以为张、李二东谈主意在生得太子而非为转圜太子，因而在诏封张、李分别为题侯、邘侯时有“疑赏是以申信”之语。兹检荀悦《汉纪》卷五，题侯作踶侯(《四部丛刊》本作蹋踶侯，蹋字衍)，邘侯作抱侯。念孙《念书杂志》卷三据《汉纪》，谓踶通蹋，隶书抱与邘形近，以此判定《汉书》表、传讹提为题，讹抱为邘，并谓提与抱皆以转圜太子得名。夏燮《校汉书八表》卷五以念孙说为得。按，念孙谓《汉书》表、传字讹，甚有理据，关联词作提作抱，仍可释为欲生得太子，非释为转圜，至少武帝其时未能确信提、抱动机，否则疑赏申信之语就从贯串。武帝终于置张、李于迫蹙太子者诸东谈主之列，故张、李未得死。量度各讲明，仍觉先谦之说于理为得，左证较强。文己排定，故赘跋文如斯。

原载《历史磋议》1984年2期；收入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（重订本）嘉兴铁皮保温工程